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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1939年，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出，以现代政治观念来看，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人们常说的“五大民族”等都不宜称作“民族”。而且，把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

当时日本已建立“伪满洲国”，鼓动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甚至把马步芳的叔叔马麟请到北平，策划在甘青宁地区成立“西北回回国”。在此严峻形势下，顾先生的担忧绝非毫无根据。他此前访问了察哈尔的德王，试图劝说德王放弃“蒙古自治”，随后在西北亲眼目睹当地回汉对立仇杀带来的族群裂痕。所以，他首先是从国家分裂的巨大现实风险和各族民众相互伤害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不能不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把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这套话语已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来推动“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以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一些头脑糊涂、盲目接受西方概念的国内学者随声附和，这更让顾先生忧心忡忡。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费孝通先生在清华大学和英国留学的专业是人类学，按照西方学者在亚非拉殖民地研究中产生的人类学基本概念和话语体系，费先生很自然地认为中国的汉、满、蒙、回、藏、苗、瑶这些具有不同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群体都应视作“民族”。人类学家在考察和研究人群时，一是对其文化传统的重视超过对其政治认同的重视，二是对不同人群之间差异的重视超过对他们之间共性的重视。所以刚留学归国的费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表示不赞成顾先生的观点。

1939年顾颉刚先生46岁，因发表《古史辨》在中国史学界很有影响，他熟悉统一的中华民族演变史文献，对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的认识根深蒂固。费孝通先生那时刚走出学校大门、年仅29岁，受到西方人类学传统影响强调群体间差异的重要性，担心人们会忽视人类学家关注的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多样性。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主题，当年发生在年龄阅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经历不同、关注重点不同的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超越具体观点的重要启示。

近半个世纪后，费孝通教授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中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阐述了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元，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半岛登录入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

我认为费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顾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把“中华民族”定义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先生说，“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这可视为他对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争论所作的结论。

马戎：世界上的多种族、多族群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欧洲在17世纪后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标志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实体单元的世界新秩序。这些“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程度生活着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只是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过程中，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和深化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中国不同于以上三类。至少自秦汉以来，中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已形成一个边界时常变动、中央政权主导群体时有更替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有一个“大一统”的宇宙观，有一个以“中华文化”(华夏文明)为核心的文明体系，有一个“和而不同”“有教无类”的群体交往秩序。虽然出现多次朝代更替，中原皇族的族源发生过变化，但在各类社会变动和冲击后始终保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态势。这一文化体系核心思想的主脉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和其他思想流派(诸子百家)，是在各学派相互辩论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具有独特宇宙观和社会伦理规范的思想体系。

与世界上许多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体系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其世俗性。这与以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为意识形态基础完全不同。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以文化，而非以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白鲁恂(LucianPye)则把中国称为“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系”。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多族群现象”与上述三类国家内部的“多族群现象”在根源上即存在明显不同之处。

在中国社会出现有关“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义”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在近代受到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概念的影响。今天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中华政治与文化传统的某种回归。这个传统维系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实体的延续和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描述，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国内各族群间存在的各类差异。这就是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基础和运行机制，也是我们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信心和底气。

马戎：一个国家需要推进本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全体国民有必要掌握一种有助于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文字工具，也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在国内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环境中易于相互交流的语言。所以，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以各种方式推行本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有的直接称作“国语教育”。这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每个国民(包括少数民族国民)充分参加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和实现个人发展理想的客观条件。

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经过1905年的“废科举、兴新学”，现代学校教育已发展了一百多年，各个科目的汉语文教材已相当成熟，客观证明中国中小学生的专业水平是经得起国际比较的。相比之下，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教育事业起步较晚，如1952年之前，拉萨没有一所现代小学。编写少数民族文字的数理化等门类的教科书，既需要有各科目的本族专家，教材编写出版后还需要一定规模的市场来予以支持。

试想，如果一个藏族青少年只会讲藏语，他就很难在城市里生活，他无法通过汉文电视节目去接触藏文节目无法包括的大量知识和信息，无法通过汉文网站购物或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他的活动地域和活动空间必然受到极大限制，对自己和家庭的发展非常不利。少数民族青少年完全有权利加入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更有能力来继承和保护本族的传统文化。

马戎，1950年3月出生，回族，籍贯上海市，1968-1973年在内蒙古东乌旗插队。1987年获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任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民族与边疆发展、教育研究、人口迁移。出版有《民族社会学》《西藏的人口与社会》《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民族话语》《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等。